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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了解民国时期人们的生活习惯？

民国初年的男子服饰，主要采用马褂、长衫。用作礼服的马褂、长衫，在款式、质料、色彩及具体尺寸上都有一定的格式。用作便服的马褂、长衫，颜色则可不拘。在初春或深秋之季，人们常在长衫之外，加着一件无袖马甲，以代马褂。随着西风东渐，上海男子，特别是洋行的职员率先穿着西装，但并不排斥传统的服饰，马褂和西装革履并行不悖。在长衫、马褂的同时，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喜欢穿一种简便的西服，被称为“学生装”。穿着这种服装，能给人以庄重、儒雅之感。先生当年十分喜欢穿着这种服装，并对此稍作改制，后流传开来，被尊称为“中山装”。食——民以食为天。在衣食住行这人类生活的四要素中，吃是第一位的。上海人见面的问候，不是“你好”、“早安”，而是“饭吃过了没有？”虽然并没有要请人吃饭的意思，却可见吃饭之重要。1）西菜进入上海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事，上海成为对外通商港口，外国的传教士和商人接踵而来。西菜从此传入上海。2）西菜在上海经过100多年的发展演变，不再是“全盘西化“，也不是用中国烹任法简单烧制的"中西大菜"，而是真正吸取了西菜的骨髓，发展了西菜各不相同的风味特点，逐渐形成菜式流派，主要有法式、美式、俄式、德式和意式5大流派。每个流派均有其不同的特点和不同的烹调方法，五种菜式代表了整个西菜系列的独特风格，它与中式菜肴各有不同的饮食习俗和饮食文化。住——19世纪50年代，随着由于“小刀会”起义而带来的“华洋分居”局面的结束， 许多中国人为逃避战火而进入租界，住进了外国人专门为他们建造的不中不西的房屋。后来，它演变为一种让千千万万上海人生活了一个多世纪并由此 而形成了近代上海市民特有文化与素质的、使上海人至今难以忘怀的居住形式－－石库门里弄，上海人称之为“弄堂”。行——进入20世纪以后，租界当局在上海大规模兴办公共交通业。这一方面是出于繁荣租界经济的考虑；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上海工商业日益发展，人口迅速增加，城市活动的节奏明显加快，当时的江北小车、人力车、马车等交通工具，运载量小，行驶速度慢，已不能完全满足社会需要。而且，开办公交客运可获厚利。于是，电车和汽车应运而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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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绚丽多彩的服饰

①刚建国时期——新旧交替，革命特色

新中国刚成立时，人们的服装上还保留着民国时期的样式。城市市民一般穿侧面开襟的长袍，妇女穿旗袍。农村男子一般穿中式的对襟短衣、长裤，妇女穿左边开襟的短衫、长裤，有的还穿一条长裙。当时人们做衣的面料多是机织的“洋布”、粗棉布、麻布。此外还时行西装和中山装。晚年的经常穿的服装在长袍马褂与西装革履中间显得格外突出，人们把这种服装称作中山装，并把它的款式与的革命信仰和原则联系在一起，比如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，即礼、义、廉、耻；袖子上的三颗纽扣则代表民族、民权和民生三民主义，中山装成为国民革命的象征，实际上国民党早已叛变革命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穿衣打扮与革命紧紧的联系在一起。西装和旗袍被看作资产阶级情调，它们在人们的生活中逐渐消失了将近20年。中山装和列宁装成为人民的普遍选择。开国大典时，新中国的***第一次在天安门城楼上集体亮相，和他身边的***穿中山装的形象更是引起世界瞩目。男性穿中山装，显得庄重、精神。中山装十分正统，上衣的纽扣很多，四个口袋也都平平整整，但样式过于呆板，缺乏创新。后来演变成经过一定改进的人民装。也就是从那时起，一种来自苏联的双排扣制服——“列宁装”，在参加工作的女性中流行起来。它因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后常穿而得名，样式为西装开领，双排扣，各有三个纽扣，腰中束一根布带。这款服装后来竟成了无数中国女性最崇尚、青睐的“时装”，其中，革命女干部几乎是人人必穿列宁装，以显示其革命。

②改革开放前——朴素单调

50年代的人们崇尚劳动最光荣，朴素是时尚。年轻姑娘们曾一度爱上了男式背带工装裤和格子衬衣。1956年，三大改造开始轰轰烈烈的进行，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起来的时候，流行的色彩也从蓝色、灰色变得丰富多彩了。从苏联传入的连衣裙“布拉吉”成为最受欢迎的服装。布拉吉裙在中国的流行，得归功于一位苏联的***。这位***来中国访问时，提出中国的服装不符合社会主义大国形象，“女性应该人人穿花衣，以体现社会主义欣欣向荣的面貌”。于是，色彩鲜艳的布拉吉裙成了各大中城市最亮丽的风景。

在讲求勤俭的年代，美丽的服装大多是家庭制作而来。巧手的姑娘和母亲们按照画报上的服装裁剪式样，自己动手，使军装变得合身，棉布衬衣变得漂亮。而此时的中山装成为中国最庄重也最为普通的服装，那时拥有一套毛料中山装是令人羡慕的事情，而在中山装的右上口袋插上一支甚至两支钢笔，则是有知识、有文化的表现。后来，有人根据中山装的特点，设计出了款式更简洁、明快的“人民装”、“青年装”和“学生装”。还有一种稍加改进的中山装，就是将领口开大，翻领也由小变大，很受人们的欢迎。当时，共和国的领袖就特别喜欢穿这一款式的中山装。以后，国外有人便将这一款式的中山装称作“毛式中山装”。从那时开始，中山装的流行持续了近30年的时间。

60年代初期，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艰苦的时期，由于三年自然灾害，1959年到1960年棉花大幅减产，棉布定量为每人21尺。人们买服装、棉布和日用纺织品都要凭布票，为了尽可能地节约，购买服装的标准是耐磨和耐赃，灰、黑、蓝色成为街头流行色，千篇一样、季节不分、男女不分的服装样式也更通行了。一位漫画家曾经形象地描绘出“人人一身蓝”的情景。

“”时，拥有一套军装是那个年代无数年轻人的理想。青少年喜欢穿一身草绿色的军装，头戴草绿色军帽，肩挎草绿色书包。这一身在当时来说可算是很奢侈、很有派头的了。当然，艰苦朴素还是那时最主流的时尚。为了表现自己的艰苦朴素，有人甚至将新买的衣服在水中做旧，或者在并未被损坏的衣服上打上几个补丁。这种今人看来相当可笑的行为，但在十年中盛行一时。当时的顺口溜是这样说的:新三年，旧三年，缝缝补补又三年……还有一首歌，也同样飘荡在建国初期的大街小巷:勤俭是咱的好传统呀，社会主义建设离不了，离不了……

但是，即使在色彩单一的年代，人们的爱美之心也依然会流露出来，一位摄影师把这种流露称之为“挡不住的春光”，这种自然而然传递出的美的追求，是一个时代留在人们脑海中深深的印记。

③改革开放以来——丰富多彩、时尚个性

改革开放以来，服装的花色、款式更加多样化，面料、质地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

1980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年头。随着时代的发展，人们的穿着越来越丰富，色彩也从单一的蓝色灰色变得五颜六色。当时上映的国产故事片《庐山恋》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影片。久违了的爱情故事，加上片中女主角新颖的时装，都令人产生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她在影片中换了多少套衣服，成为当时年轻人讨论的热门话题。这一时期，戴太阳镜、留长头发、穿喇叭裤、蝙蝠衫成为时尚，很多人看不习惯，但年轻人却从中找到个性和自我的感觉。

1981年成立的中国大陆的第一支时装模特队成立，尽管当时只以“服装广告艺术表演班”的名义招生，但令举办者感到意外的是前来报名的人数是预计的四倍。三年后，这支表演队出访欧洲，引起了轰动。西方舆论惊呼：“的孩子们穿起了时装！”来自中国的时装旋风，带给世界一个开放的新形象。

1984年，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在美国洛杉机奥运会上实现“三连冠”的时候，北京流行起了运动装。色彩鲜艳的运动装成为爱美的人们首选服装。人们几乎随时随地地穿着运动服，甚至还成为了学生的校服和工人的厂服。

90年代，人们的生活向小康过渡，思想观念更为开放。人们的服饰在急速变化，穿衣打扮讲求个性和多变，很难用一种款式或色彩来概括时尚潮流，强调个性、不追逐流行本身也成为一种时尚。

从服装的变化上，我们看出了时代的进步和人们内心观念的转变。服饰的变化是以经济的发展为前提的，同时也反映了人们的思想观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，从以往的“从众”心理到“追求个性”。服饰的变化是人们生活质量提高的一个表现。

2、日益丰富的饮食

有一句话叫“民以食为天”，可以说人们将“食”作为生活的最低标准，同时人们也将“食”作为生活的最高追求和享受。从“食”的变化中，可以反映出一个社会的贫富盛衰，可以体味社会历史的变迁。

①刚建国时期——生活贫困，食不果腹或粗茶淡饭

②改革开放前——很有改善，但食物匮乏单调、票证盛行，人们营养不足，有些农村没有解决基本的温饱问题

粮票是计划经济的产物。50年代初，我国粮食短缺。中央政务院于1953年10月发布命令：全国实行粮食计划供应，采取凭证定量售粮办法，粮票出现了。北京从1960年8月起全市饮食业实行凭票用餐，食油、禽、蛋、肉、豆制品、蔬菜也实行限量供应。这一时期票据种类繁多，除了粮、油、布票，还增发了补助豆票、糕点票、高级脑力劳动者补助油票、节日补助油票，有些地方还发放过煤球票、冰棍票、烟酒糖票、豆腐票。在票证盛行的年代，也是物质短缺的时代，只有在逢年过节的时候，人们才能凭票购买一些糕点糖果、干货果品，而且分量都极少。

提问：书上112页人们为什么要使用票证？

生答：因为生产力水平不高，物质供应紧张，需要用票证限制人们的购买力。

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粮食、蔬菜紧缺，在吃不饱的情况下，人们往往以胡萝卜充饥。由于缺乏最基本的营养，人们都有些浮肿。

③改革开放以来——不但吃饱，还可以吃好，营养均衡，粗细搭配，绿色食品深入人心

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粮食供求走向市场，粮票消亡成为历史的必然。1993年5月，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，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。一些象征短缺经济的布票、油票、肉票、豆腐票，也相继退出了人们的日常生活。如今这些时代象征已经成为收藏家手里的珍品。

今天，我们的物质生活已经极大地丰富了，菜场、超市、大卖场，琳琅满目的食品应有尽有。人们对于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，不仅要“吃好”，还要吃得健康，科学卫生观念深入人心。人们讲究营养均衡，粗细搭配，口味清淡，要多吃蔬菜水果，少吃高脂肪高胆固醇的食物。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、粗粮，如今却成为餐桌上的健康食品。

“动脑筋”：以前因粮食不够用来充饥的野菜、粗粮，为什么如今成为餐桌上的美味呢？

生答：因为过去人们食物匮乏，只有野菜和粗粮，人们为解决温饱并无选择。现在食品供应丰富，人们不仅要吃饱，更要吃好。人们注意营养均衡，粗细搭配和选择绿色食品。

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，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。

3、面貌一新的居民住宅

①刚建国时期——居住条件极差

城市居民的住宅大多面积小，设施简陋。如北方的大杂院，南方的亭子间等，十分拥挤杂乱，屋子小得给人以压迫感。农村里，北方内地多为土坯房、窑洞，南方多住茅草房，房屋破旧，年久失修，岌岌可危。人畜有时混居一室，卫生条件差。

②改革开放前——不断改善，但居住条件仍较差

样式统一单调的平板房取代了建国初的破旧民居。一片片鱼鳞状的瓦片取代了破旧的屋顶，墙也不再是石砖砌成的，而是用石灰砌成的平坦而洁白的墙面。但房屋内部很少有装修，只有床、桌子、椅子等基本家具，看上去简朴整洁，洋溢着和谐宁静。

③改革开放以来——居住面积扩大，居住条件有了明显改善

老式的普通民居已经不能满足人民居住的需要，于是新型的住宅小区拔地而起，楼房鳞次栉比，犹如一座新城。

北京从1998年开始兴建经济适用房，为危改居民和北京城市中低收入家庭提供了“买得到、住得起”的选择。通过经济适用房，人们理解了什么叫“破旧立新”。一大批居民走出没有厨房、厕所，没有上下水道的老房子，搬进房屋质量有保障、小区环境优美、购物交通方便的新楼房。

今天，人们居住的选择更多了，有高层住宅区，有复式楼，有花园小区，甚至还有单门独院的特色别墅。当我们登上高楼远眺城市流光溢彩的景色时，也可以体会到古人“会当凌绝顶，一览众山小”的豪情。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，装修也成为热点，风格多样的装修丰富了我们的生活，也体现了人们生活品位的提高。

4、四通八达的交通

①刚建国时期——交通不便

大城市（如北京、上海），电车、汽车比较多见，黄包车，自行车是比较普遍的代步工具。在一般的中小城市，有少量的自行车和人力车。而农村里，北方有马车、人力板车，南方有航船、牛车，步行是最普遍的出行方式。

②改革开放前——有所改善，但以自行车为主

“一五”计划期间兴建宝成铁路、鹰厦铁路；新藏、青藏、川藏公路修到“世界屋脊”，密切了祖国内地同边疆的联系，也便利了经济文化的交流；1957年，武汉长江大桥建成，连接了长江南北的交通。国家整体交通水平有所提高。

改革开放前，城市的交通资源极为有限，人们出行除了用双脚行走之外，可以代步的交通工具也就是公交车和自行车了。但是公交线路少，车厢经常拥挤不堪。相比之下，最方便的交通工具当然是自行车，中国曾被称作“自行车王国”，可见人们对于自行车的依赖。但当时的道路建设也十分落后，这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不便。

③改革开放以来——交通条件明显改善，铁路、公路和航线增长很快

在80年代末的中国，出行对于许多人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，买票难，乘车难，运输难。因铁路运输能力的不足，当时的铁路客运量每天超载50%，高峰时超出100%，每天有80万人站着乘火车，而全国每年积压的物资则高达1亿5000万吨，南北运输的缺口达6000万吨。

在民国时期，贯通南北的大动脉是京汉铁路，而时代的进步使得它已经满足不了人民的需求。1992年中央作出果断决定：京九铁路三年开通，并且京九铁路的概念已经更新，南端的终点由江西的九江延长到了香港九龙。1993年5月2日，建国以来兴建的规模最大、投资最多、一次建成里程最长的铁路干线开工了。1995年11月16日上午，京九铁路全线铺通。1996年9月1日，比原计划提前四个月，京九铁路实现全线开通运营。这条钢铁大动脉跨越九个省市，缓解了南北运输的矛盾，解决了铁路运输的瓶颈问题；它把即将回归祖国的香港和北京连接在一起，维护港澳地区的繁荣与稳定；它穿过多个革命老区，给老区人民带去了脱贫致富的希望。

高速公路是一个国家交通现代化的一个主要标志。高速公路的拥有量，也成为衡量经济发达程度的一项指标。1984年12月，沪嘉高速公路开始在上海兴建，并于1988年10月31日建成通车。这是我国第一条全线通车的高速公路，从此掀开了我国公路建设史上新的一页。除了跨省高速公路之外，全国许多省区都在地区内修建中短程高速公路，形成覆盖全国的高速公路网。同时应该指出学生，便利的交通也带来了城市发展中的环保问题，迫切需要解决环境污染和交通阻塞问题。要求感兴趣的同学可以撰写文章《我看城市交通》。提醒增强环保意识，认识建设和发展生态城市的重要性。

现在我们看到现代化大都市的道路可谓是生机勃勃，人群涌动，车流穿梭。这些交通工具也花样繁多，公交路线增多、设施改善（不仅有普通公交车，还有较为先进的豪华大巴、双层巴士，车内还安装了空调、移动电视）；出租车招手即是，私家车也屡见不鲜，地铁、轻轨等新型交通工具出现。人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发现出行的来回行程已缩短，道路也变得越来越通畅了……人们的交通观念也大为转变，假日旅游增多，国内游、出国游开始由观光型走向休闲度假型，并且出境旅游变得越来越平民化，选择也越来越多，而且走马观花式的旅游已越来越不能满足游客的需求，个性化旅游悄然升温，人们放松心情度假，开始真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.

与的爱情故事

(1898一1976)与相识于1919年领导天津学生五四爱国运动期间。他们于1925年结婚后整整半个世纪的恩爱之情，真正为世人留下了一段举世传颂的爱情故事。

我们早就认识你

1919年夏的一天，又一次来到母校——天津南开学校，他走进礼堂就看到很多学生正在听讲台上一位女学生的讲演。她就是，当时名叫邓文淑。

年仅15岁的身穿白衣黑裙，头上梳着S髻，一双乌黑明亮的眼睛看着台下的同学，满怀激情地报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几次派代表团到北京请愿，要求拒签和约，收回山东主权；代表团在天安门前等了3天，总统拒不接见，代表们被军警包围，遭军警毒打和逮捕。她声泪俱下地说：“诸位同学，你们在家安眠之时，正是我们代表在北京受难之时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哭起来了。在座的不少学生也悄悄啜泣。

目睹了这个场面，也被感动了，他拿起笔来，不停地在笔记本上写着、记着，并小声询问身旁的一位学生，演讲的人是谁?

回答说：“她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邓文淑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的学生。”

2l岁的微笑着，他又在本子上迅速记下：邓文淑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演讲团团长。

集会结束了。和同学们正要离开会场的时候，快步走上前去，很赞赏地说道：“你们讲得真动人啊!”

抬头一瞧；看见面前站着一位英俊的青年，他浓眉下那一双又黑又亮的眼睛含笑注视着自己，便大大方方地答道：“讲得不好，请多指教。清问先生贵姓?”

“，南开学生。”眼睛一亮，高兴地说：“我们早就认识你了。”

十分诧异，便问：“对不起，我可是一点也记不起来。”

她的同学也帮着笑答：“，，是的，我们早就认识你。”大家哈哈大笑起来。

被这些年轻姑娘笑得莫明其妙。他虽然十分沉着干练，但毕竟是年轻人，男女之间的社交不多，不免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细心的看出的窘态，解围地说：“我们认识你，你不会认得我们。两三年前，我们在南开礼堂，看过你演的新剧。”

原来，她们曾经看过主演的《一元钱》、《华娥传》和《仇大娘》等新剧。南开是个男校，当时男女不能同台演戏，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。由于生得俊秀，先后扮演了《一元钱》中的女主角孙慧娟、《华娥传》中的华娥、《仇大娘》中的慧娘，其扮相很像，演技逼真。正是演的“华娥”一剧，使她们记住了这个名字。

听后轻轻哦了一声，窘态自然也就摆脱了。这时，见要走，连忙说：“我们有件事想请你帮忙。”

一向热心为大家办事的站住了。

接着说：“我们女界爱国同志会想办一个平民女校，免费招收一些穷苦人家的妇女读书。为了筹募办学经费，我们打算组织游艺会，义演两天。游艺会上有我们女师的节目。我们正在排练新剧《安重根》和《花木兰》。只是我们从未演过新剧，这次又是登台义演，实在很怕出丑。请你帮帮忙来指导我们。”另外几位同学也一起请求。“指导，不敢当。帮忙完全应该。你们什么时候排练我一定来。”

“我们明天下午在广东会馆彩排，不知你可有空?”

虽然要回去写稿、发排以及编辑校对《会报》的全部稿子，但仍然爽快地回答说：“明天下午，我一定赶到广东会馆。”

次日下午，看了演出后，不但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观感，而且一点一点地帮助修改。这件事使一生难忘……

1920年11月，赴法国勤工俭学，其间与等留在国内的觉悟社社员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。

1923年春天，接到从法国巴黎寄来的一封信。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印着油画的明信片，她感到奇怪。以前，从法国、英国、德国给她寄过许多明信片，从来都是直接寄出，这次为什么加了个信封?

只见明信片上芳草如茵，鲜花盛开，春光明媚。3个披散着金色秀发的美丽女郎迎风奔跑。在明信片背面，写着3行字：

奔向自由自在的春天!

打破一向的束缚!

勇敢地奔啊奔!

刚从上海来到天津的觉悟社社员谌小岑、李毅韬夫妇当时见到明信片上的字，笑了起来。

“喔呀小超，你还不明白，这是翔宇（字）在向你表示呀!”

“表示什么呀！”谌小芩不解地问。

李毅韬瞪了丈夫一眼说：“你问问小超吧。”

一向能言善辩的，此刻心慌意乱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。还是已结婚多年的李毅韬像大姐姐似地鼓励说：

“小超，这是翔宇在向你表示他的真挚情意啊!他要你打破一切束缚，勇敢地和他相爱啊!用了这样一种含蓄的方式，倒像他一向的为人，感情总是这样细腻深沉。你赶快给他回信吧，我和小岑先走啦。”

他们走后，默默地看着那张明信片，沉浸在她和相识4年的回忆中。

“恋爱是人生之花”

1923年5月，在《女星》旬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：

“两性的恋爱，本来是光明正大的事，并不是污浊神秘的。但它的来源，须得要基础于纯洁的友爱，美的感情的渐馥渐浓，个性的接近，相互的了解，思想的融合，人生观的一致。此外，更需两性间觅得共同的‘学’与‘业’来维系着有移动性的爱情，以期永久。这种真纯善美的恋爱，是人生之花，是精神的高尚产品，对于社会，对于人类将来，是有良好影响的。”

1924年秋天，从法国回到广东工作，就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和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。1925年1月，代表留法党组织到上海出席中国***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。会议期间，他认识了曾任中共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的北京区委委员高君宇。两人志趣相同，交谈之中，互相透露了自己的恋爱情况。

很信任高君宇，便托他回京时给在天津的带去一封“情书”。这件事使难忘。(1982年她回忆说：“高君宇同志做了我和同志之间的热忱的‘红娘’，而恩来同志又做了我得见君宇同志的介绍人。我和君宇同志的那次亲切的会见，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”)

当时任中共天津地委妇女部长和天津各界联合会主席的，由于领导天津反帝爱国运动，遭到天津当局的通缉。为此，党组织决定她火速离开天津南下广州。

1925年8月初，由天津去广州途中，到上海停留了数日。她离开上海时，又特意给发了电报，告诉他轮船到广州的时间。相信一定会到码头接她。

然而，一下船见不到，她心中有些失望和生气了。他们之间已离别5年，千思万想，从北洋军阀的统治和通缉下的离开天津赶到广州是准备与结婚的，万万没有想到码头上见不到他。

这一天，匆匆忙忙交给警卫副官陈赓一张的照片，让他代表自己去接她。说自己实在忙得走不开，要求陈见了小超务必解释一下，再送她到他的寓所休息。

可是，陈赓到码头寻找遍了也没有接到，沮丧极了。这是他第一次没有完成交办的任务，而且是这么特殊而重要的任务。陈赓灵机一动，他想到也许已经到寓所去了，迅即赶回来了。果然，在门房的小屋，陈赓见到了照片上的姑娘一一，急忙说：“我叫陈赓，周主任的警卫副官。周主任实在忙得抽不开时间，特地让我拿着你的照片，赶到码头接你。怪我粗心大意，没有接到你。我在这里表示深深的歉意!”他说完啪的一声，双脚立正，举起右手，行了一个漂亮的军礼。

噗嗤一笑，热情地和他握手说：“谢谢你，陈赓同志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恩来同志忙，不来接我没关系，只是麻烦你白跑一趟了。”

陈赓带她到的房间后介绍说：“这是周主任今天早上特地吩咐买来的，说‘小超最喜欢鲜花’。”听了又抿嘴一笑，心想他还是这么细心周到。

“小超同志，你是先休息呢，还是让我带你去找周主任?”

“在船上我早休息过了。我是来广州工作的。如果你有时间，请你带我看看革命的广州。”

陈赓听了，微微一笑。心想她还没有吃饭，便买了几个面包塞给她并抱歉地说：“晚饭时间过了，你先充充饥。周主任常常忙得忘了吃饭，我留两个给他当晚餐。”

谢了他的好意。走出寓所，陈赓边介绍情况边寻找。很快，他们找到了。陈快步走到周身旁，低声说了几句话，他抬起头来，一眼看到5年不见，内心深深爱恋和想念着的小超。

向她点点头，笑了笑。想，恩来一定会走过来和自己说几句话吧。等着!等着!没有见他站起来。只见他正和陈延年、苏兆征、邓中夏他们交谈着。她想。他们谈完了他总会过来吧。不料，他和陈延年一起走了。

委屈得几乎要哭了出来，怪他连一句话都不说就走了，怎么不打一声招呼就走了?!

陈赓走到身边说道：“周主任和陈委员长赶回广东区委会去开会了，让我送你回去休息，实在对不起”陈赓一脸抱歉的神色。

说：“恩来同志他忙，我理解，以前也这样，不用他照顾我。我正想多了解一些全国注目的省港大罢工情况。让我在这里再待一会儿吧。你忙，你去照顾恩来同志。待会儿我雇辆车自己回去。”

公而忘私，也是工作当先．陈赓心想她和真正称得上是一对革命伴侣了。便说道：“小超同志，我在这里比你熟。你要多待会儿，行啊!等会儿我送你回去。”

不料，原定晚12点宵禁的时间忽然提早两小时，他们回不去了。陈赓找了间屋子安排休息，嘴里连声说对不起。

“你别过意不去，陈赓同志。我和恩来以前在天津搞学生运动时，情况紧急，回不了学校和家是常有的事。随便找个地方，打个盹行了。是我今天太对不起你了，既影响你工作，又影响你休息。”．

“哪里，哪里，我今天的工作就是代表周主任接你，让你好好休息。抱歉得很，没有完成任务。”陈赓说完敬了个军礼，转身走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陈赓又来到住处，告诉她说周主任昨夜因宵禁住在广东区委会，今天一清早过江到黄埔军校去了。周主任说今天一下班，一定尽早赶回寓所。

笑着让陈赓赶快过江到身边去。而她自己回到寓所收拾了一下房间，就急忙到广东区委报到去了。

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陈延年(陈独秀长子)热情地欢迎，并说明了党组织决定调其来广东做妇女工作f任中共广东区委委员兼妇女部长)，也是照顾到和结婚的问题。他简要地介绍了广东的当前形势和艰巨任务。

听了陈延年的介绍j对广东的复杂形势有所了解，她更加体谅了。

当天傍晚，刚返回寓所门口，就听到和陈赓说笑道：

“你看，小超比我还积极。昨天下午刚到广州，今天就急着上班去了，还让我们等着她。”

“谁让你们等了。”一脚跨进房门，她笑着说：“人家不是等了你一天一夜吗?”

陈赓见回来了，就大声说：“报告周主任，我的任务完成了，再见!”

1925年8月8日，和结婚了。由于特殊环境，既没有什么婚礼仪式，也不准备请宴席。但由于黄埔军校许多同事知道结婚了，非要见见新娘不可，还闹着要主人请客。推却不了，请了两桌酒席，参加者有邓演达、何应钦、钱大钧、张治中、恽代英、熊雄、高语罕、洪剑雄、陈赓、张婉华等人，刚到广州的李富春和蔡畅也赶来祝贺。

相随相伴举世传诵

和的婚姻，举世公认是两位革命者之间最完美的终身伴侣。

大革命失败后，全身心协助从事党创秘密工作。当创造我党机要通讯史上的第一套密码后，由第一个向苏区中央告(发报)，从而沟通在上海的与苏区中央局的联系。

1931年底，到达中央苏区首府瑞金，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。次年也调入中央苏区，任苏区中央局秘书长。1934年10月，带病随红一方面军长征。

长征路上，的主要工作责任都落到身上。他每到驻地，就叫人架起电线，接收各军团的电报；同时挂起地图，观察和选择行军、作战路线，通过分析研究各方面情况后再起草作战命令，一直到向各军团的电报发出后他才睡觉。有时刚睡下，出现新情况又被叫起来处理。到毛儿盖后，因粮食缺少，同大家一样吃野菜和青稞，他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而病危。其病势凶猛，连续几天发高烧，不能进食。医生最初把他的病症当作长征中的常见病——疟疾来治。但几天后高烧仍然不退，而且发现肝部肿大，皮肤黄染。经王斌、李治两位医生检验后，确诊为肝炎，并且已变成阿米巴肝脓肿，急需排脓。但由于不具备消毒条件，根本不能开刀或穿刺。最后医生们只好用治痢疾的易米丁，并让卫士到60华里外的高山上取冰块冷敷在肝区上方，这是战争环境下的一种有效治疗方法。

病重，特意把接来照顾。她三天三夜守护在他身边，靠着冰块局部冷冻的办法，转危为安，烧也退下来了，但身体依然很虚弱。8月11日，刚刚苏醒过来的，心中不忘红军行动。他马上致电一、三军团***、、、等，要求他们依照《夏兆战役计划》，准备在7至10天内离班佑北上。同时抓紧物资准备，并在部队内解释与讨论沙窝会议的决定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，作为中央南方局委员兼妇委书记，与在武汉、重庆等地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。

时期，随在南京梅园新村、上海周公馆等地进行反对内战，争取和平、民主的斗争。随返延安后，尽管后来赴阜平细沟村参加土改复查工作繁忙，她仍然多次与转战陕北的书信来往。

建国后，与定居在中南海西花厅。他们以“互爱、互敬、互勉、互让、互谅、互助、互学”为准则，相偕相伴中以感情与政治相互渗透、相互结合，有时还以红叶、海棠花和书信相互慰籍。

1951年3月31日，给一封信：

超：

昨天得到你23日来信，说我写的是不像情书的情书。确实，两星期前，陆璀答应我带信到江南，我当时曾戏言：俏红娘捎带老情书。结果红娘走了，情书依然未写，想见动笔之难。寄来西湖印本，均属旧制，无可观者。望托人拍几个美而有意义的镜头携归，但千万勿拍着西装的西子。西湖五多，我独选其茶多，如能将植茶、采茶、制荼的全套生产过程探得，你才称得起“荼王”之名，否则，不过是“茶壶”而已。乒乓之戏，确好，待你归来布置。现时已绿满江南，此间方始发青，你如在4月中北归，桃李海棠均将盛开。我意4月中旬是时候了。忙人想病人，总不及病人念忙人的次数多。但想念谁深切，则留待后证了。

恩来

3．31

1952年8月17日，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，其成员有陈云、李富春、张闻天、粟裕等。斯大林和苏联政府对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极为重视，先后两次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会谈。会谈中，详细介绍了关于中国“一五”计划的设想。虽然工作很忙，但也没有忘记给夫人写信。他于8月27日写了一封短信。

超：

背心收到了，但没见你的来信。我来此睡眠尚好，每天约在午夜一、二时就寝，上午10时左右起床。精神甚好，惟体重有增加趋势。除工作外，我们每晚有**看，参观则尚未开始。斯大林格勒拟在9月初前往访问，何时归来，现在尚难预计。匆匆。

问你好!

8月27日

1954年春，西花厅的海棠花盛开，当时正在瑞士参加日内瓦会议，不能亲临赏花。于是便剪下一枝海棠花做成标本压在书中，托人带给了。正是“羁客有家归未得，对花无语两含情”。看到这蕴含着祖国亲人深情厚意的海棠花，十分感动!百忙中，他也没有忘记回赠一个热情的问候，托人带回一朵芍药花送给。回国时特意把那枝海棠花带了回来。就用一张纸作衬，把海棠和芍药放在一个镜框里挂了起来。北京——日内瓦，海棠——芍药花，象征着俩颗思念之心的信物，至今还完好地保存着它们。

“”时期，全力支持的工作，并和他一起同、江青两个集团展开斗争。去世后，又按照和她1956年互相约定的诺言，将其骨灰撒向江河大地